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全国人民的规划，学校教育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随着疫情的不断衍变和加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于1月31日紧急下发《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实习实训管理工作的通知》，各省市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河南省教育厅立即下发通知，对疫情防控期间全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管理工作提出细化要求，明确在疫情持续期间，涉及车站、机场、码头、商超、酒店、展馆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公共场所的实习一律停止。对当时已经在校外实习实训、暂时无法撤回的师生，指定专人负责。开学前各地各校不得安排任何新的实习实训活动，开学后各校要重点进行校内实习实训。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统一要求停止职业院校学生的顶岗实习，充分体现了以大局为重和对学生生命的呵护，历经此番疫情的企业自然会深明大义，对学校临时“撤生”不会有什么怨言。然而，就突然中止学生实习这一事情来说，职业院校“撤生”容易，而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则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换位思考和完善创新的角度考虑，广大职业院校有必要在疫情过后，尤其是企业面临“复工复产”的特殊时期，全面彻底地对各类校企合作做一次及时的“善后”，以避免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因不可抗拒的疫情而受到伤害。
其一是及时开展必要的校企沟通。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完全是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抢命，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间“中止实习”的通知也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广大职业院校在执行指令时甚至都来不及向企业解释原因，也不可能给企业留有协商余地，更来不及与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商量中止实习后的对策，这使许多企业瞬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突然的批量撤员会导致很多工作根本无法开展，难免会让这些企业对校企合作产生新的看法，甚至因此丧失进一步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信心。所以，待疫情结束，职业院校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开展充分的校企沟通，相互换位思考，及时消除误解，了解企业损失与需求，商讨补救措施。
其二是共同谋划周密的重新合作。对校企合作进行“善后”决不是空放“马后炮”，良好的“善后”是为了更好地重新开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接受学生顶岗实习的企业措手不及，就连安排学生外出实习的职业院校也都手忙脚乱，根本无暇制定补救措施。为了按照上级要求不折不扣地完成紧急“撤生”任务，许多班主任或实习带队教师根本无法与企业当面沟通相关事宜，有的甚至还因此闹出一些误会，让企业产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悲悯。如今，当我们全面反思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时，就会发现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遍缺少周密的应急预案，进而导致沟通不畅、程序紊乱、职责不清、操作生硬、信任透支。所以，一旦疫情消退、复工复产复学进入正轨，校企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共同商讨周密的合作计划，重点完善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疫情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等特殊情况下的紧急应对策略，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理，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使校企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
其三是大胆探索全新的合作模式。目前，职业院校学生的顶岗实习大多局限于企业生产或服务一线现场的岗位任务替代，因而一旦出现需要紧急“撤生”的情况，就会将企业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现实中，校企合作中的“工学矛盾”一直广泛存在，无论是学生为了完成必需的学测考试、技能考核（这些时间节点由不得学校决定），或是学校出现全局性的教学调整，或是社会出现不可抗力因素，都有可能需要临时让学生集体离开顶岗实习的现场。为了避免此类“意外”发生，我们需要对校企合作的模式进行大胆创新，使得出现特殊情况时有更加多元的选择，万一出现疫情可以“立退”，需要复产又能“瞬进”。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武汉的“90后”女孩肖雅星发起组建了一个“武汉医护酒店支援联盟”，联合300多家酒店，为武汉“封城”后因为交通等问题不能及时回家休息的近万名一线医务人员免费解决住宿问题，远在天南海北的连锁宾馆服务人员通过手机完成了“医生驿站”的组建和维护工作。这种特殊时期应运而生的合作模式、“顶岗”形式，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线上与线下相互协同，虚拟与现实相互借力，将是未来校企合作的一种新型模式，值得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同探索。
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现实中的校企合作本来就比较脆弱，双方的信任度一直低位徘徊，尤其是很多企业对职业院校抱有成见，不太愿意主动合作、长久合作，导致“学校热、企业冷”成为普遍现象。如今，虽然各地相继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使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有了法规与法律层面的倚靠，但校企合作的最终成功、能否深度融合，归根结底还得依赖相互信任。疫情当头，事不由人，产生一些误解和矛盾在所难免，学校自然无须自责。然而，当疫情平息以后，职业院校则很有必要在第一时间与企业进行充分沟通，寻求企业的理解与谅解，以免伤害了感情，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毁于一旦。
（摘编自2020年3月8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