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源结构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等进程，给我国高职招生制度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基于教育、制度和功能的要素分析框架对当前我国三种典型招生制度进行分析，发现高职招生制度偏重于普通高中生、偏重于文化基础的考核以及偏重技能培养，并提出了构建以“技能高考”为主，以职业适应性测试——高考和推荐——测试制为辅的职教高考体系，并通过经费保障机制、资格审查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为职教高考体系提供外部支持。
百万扩招背景下的高职招生制度改革：
现实诉求与改革路径
高职招生制度作为国家重要的教育制度之一，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职百万扩招的背景下，改革高职招生制度变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尽管近年来围绕高职招生制度改革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从总体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研究偏重于高职招生制度的外在形式，主要集中在生源与招生制度两个维度：一是聚焦于生源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高职生源的增量与存量两个方面。从高职生源的增量上来看，学界内普遍认为应当提高中职生的升学比例以及加强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衔接。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职毕业生终将成为高职院校重要生源的结论［1］，还有学者认为普通高中应当为高职院校提供优质生源［2］。从高职生源存量上来看，将社会人员纳入到生源中也逐渐成了学界内广泛探讨的话题。如有学者主张为具有高中学历的复转军人进行培训［3］，还有学者提出对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退役士兵等群体进行培训与技能提升。二是对高职招生制度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更重要的是加强中高职的贯通培养［5］，自主招生难以确保其公平性［6］，还有学者通过对比，得出单招生的实践技能强于统招生的结论［7］。这些围绕高职招生制度而形成的讨论，既看到了由生源危机而导致的高职办学危机，又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招生制度，并在缓解生源危机、探索多元的招生考试制度、建立职教高考体系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这些研究也无法回避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缺乏对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对象多元化的研究，仅仅固守于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的传统生源；另一方面缺乏对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内容的思考，而仅仅停留在招生考试的形式层面。
鉴于此，以下研究立足于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百万扩招的背景，针对高职生源结构的变化，尝试构建以中职毕业生为主，普通高中毕业生、社会人员为辅的职教高考体系。具体而言，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目前招生制度变革的必要性的研究，二是对如何变革目前招生制度的研究。
一、高职招生制度改革的起点：挑战与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经历了由一元向多元、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并在探索多元分类考试形式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虽然部分省份已经开始日渐突出技能基础在招生选拔中的重要作用，但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仅仅停留在对招生形式的探索，招生依据往往更加看重知识基础。在当前产业升级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经过长期系统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这种人才是不容易在短期内培养的。反观目前的高职人才培养状况，在由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而导致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需求矛盾背景下，要想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就必须使更多的拥有技术基础的人接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这就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生源结构的变化要求完善高职招生制度
“生源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础，生源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2］我国高职招生的生源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潜在存量生源的结构性改变，即逐渐重视学制外的社会生源等群体；二是不同生源类型的招生数量正在发生改变，即由以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转变为以招收中职毕业生为主。在百万扩招的政策背景之下，国家层面强调取消中职升学比例限制也是释放推动中职升学的信号。随着中职升学比例限制的取消和社会生源群体数量的增加，高职招生制度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新变化，这也对目前的高职招生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目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总量短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技术技能人才仍然供不应求。据人社部统计显示，全国就业人员7.7亿，其中技术工人1.65亿，占比20%，高技能人才4700多万，占比6%。［8］从外部环境来看，哪个国家具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哪个国家就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路人。而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改革完善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使高职院校招收到更多高素质的、更适合进行职业教育的人才，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从内部环境来看，国内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时期，结构性失业仍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虽然高职扩招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但更关键的是如何使高质量的人才进入高职院校。因此，完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高等教育普及化为高职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契机
根据2018年高等教育入学情况，大学招生790.99万人，其中本科生422.16万，高职高专368.83万，毛入学率达到48.1%［9］，预计我国将在2019年实现50%的毛入学率，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梳理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已经彻底发生改变，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也由通过筛选实现社会分层转变为促进任何有能力人的发展进而实现人人皆可成才的目的。入学的“特权”属性进一步弱化，逐步成为“权利”甚至成为一种自由且受保护的“权益”，不同类型高校的选择性实践方式——招生制度可能需要重构。与此同时，升学群体、入学标准、升学需求、录取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将促使高等教育的招生方式进行一些系列的调整。扩大高校和学生的选择权，构建多元、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议题。［10］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高等教育普及化不仅满足受教育者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需要。同时，为实现“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人才的根本任务”［11］，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不断完善招生制度，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人才，使成果惠及更广泛人群。
二、高职招生的现实审视：特征与存在逻辑
研究重新审视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方式，从教育要素、制度要素、功能要素三个维度构建高职招生制度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通过横向比较，可进一步了解不同招生制度的特征。
（一）偏重于普通高中生的生源结构
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是以普通高中生为主，中职生等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生源受到严重忽视。高考与自主招生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对口单招以中职生为主。在当前“生源危机”的情况之下，自主招生成为高职院校相当重要的招生方式。与高考相比，自主招生具有显著的优势：一是可以实现与高考错位招生以实现教育分流，二是能够在注重文化基础的同时兼顾技能基础的测试。一般而言，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在高考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不仅有助于实现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也能缓解高考的竞争压力。自主招生对通过文化考试的学生进行一种技能基础的考察——职业适应性测试，以这种结合专业的技能考察方式实现对学生技能基础的了解。对口单招面向的是中职学校的毕业生，这不仅是实现中职生技能层次提升的需要，也是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结果。但长期以来中职学校的“就业导向”理念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限制，使中职生在高职招生比例中占有明显的劣势。在职业教育体系日渐成熟的条件之下，提高中职毕业生的升学比例对培养社会高素质劳动者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注重文化基础的考核
通过对三种高职招生制度的横向研究，可以发现高考是统一组织考试，而自主招生、对口单招是由各高职院校单独组织。高考招生制度的招生形式单一，自主招生的形式主要以技能适应性测试、注册入学、综合评价为主，对口单招以技能考核、技能高考、免试入学为主。在录取依据上，高考招生以文化成绩为主，自主招生在注重文化成绩的同时也兼顾技能成绩。招生规模上，高考招生与自主招生在三种典型招生制度中的规模最大，而对口单招的规模最小。现阶段的高职招生方式主要是自主招生和高考招生，其招生内容就决定了考核方式偏重于文化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条件无一不是与技能或实践密切相关的。如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招收文理高中与专业完全高中的学生，文理高中毕业生在入学条件上要求至少要有三个月与专业一致的实践经历，专业完全高中也需要补习文理高中一年的课程。［12］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训练，长期以来，普通高中生习惯基于文化知识的学习，其知识结构上以文化知识为主，往往这部分生源进入高职院校也是迫于高考分数不高的无奈之举。虽然早在2007年教育部在全国部分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以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成绩或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或是重大考试（如模拟考）成绩作为主要依据［13］。部分职业院校对通过技能考核的学生实施降分录取，实质上还是一种以文化素质为主要形式的招生，最后的结果就是生源技能基础薄弱。
（三）高职技能提升功能的弱化
从三种典型招生制度的功能上来看，高考与自主招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高职对这部分人员主要以技能培养为重，也正是由于这种现状导致高职难以实现其提升技能、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发挥提升技能而非培养技能的作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层次上是高等教育，在类型则是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高”在技术应用性、技术创新性和从事的实践活动的复杂程度上；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体现在“技术的应用性”“技术的职业针对性”“技术与知识的高度复合性”等方面。［14］目前，能够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并能够高质量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的最有效招生方式应当是以技能测试为主，兼顾文化测试的招生方式。从生源上考虑，中职生应当成为最佳的技能提升目标选择。综合以上考虑，中职毕业生以及具备一定技能基础的社会生源无疑将会是高等职业院校的理想生源。若是这部分群体进入高职将会被当作最好的生源来对待，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其技能地提升，而且也是实现因材施教，办“适合的教育”的最佳选择。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初期参照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模式，导致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生源主要由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组成。为人诟病的是这种以文化成绩为主的招生形式实质上是模糊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通过将高等院校划为“三六九等”的形式实现“一刀切”式教育分流，高职院校“兜底”。中职学校内部还出现了一批以升学为主的“高考班”，这不仅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个人的终身发展。同时，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社会生源还一直游离在高职招生的外围，始终没有一种完备的招生制度对其进行接纳。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高考、自主招生考试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素质在招生制度中的主导作用，而注重技能基础的对口单招、五年一贯招生等制度形式受到的关注反而很少。笔者认为应当将以技能基础作为高职招生的主要标准，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三、高职招生制度的突围：建立以技能基础为主要依据的职教高考体系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与普通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培养目标上更多强调的是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培养方式上则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招生对象应当具备一定的技能基础，这是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条件。高职教育不能局限于人才培养，而应关注于人才的技能提升，否则将会丧失与中职教育的界限，这也是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最根本的区别。正如上文所述，以往的高职院校招对生对象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这部分生源虽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缺乏技能训练，技能基础薄弱；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条件的约束，具备一定技能基础的中职毕业生的升学反而受到限制。在这些因素下，高职院校成为压缩版的本科教育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随着中职毕业生升学限制的取消，高职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不仅是缓解生源压力的良方，也是优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关键举措。改变以往偏重于文化素质的招生模式，建设探索一条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对当前的高职招生进行改革，形成以“技能高考”为主体，以职业适应性测试——高考和推荐——测试制为辅的高职招生体系，这也是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招生办法的必然要求。
首先是“技能高考”。“技能高考”是分项考察学生的技术与能力的一种招生方式，主要面向中职毕业生。“技能高考”首先应当注重学生的技术基础，从技能形成的角度而言，技术基础是职业技能形成的前提条件；从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上而言，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生源能够为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保障；从技术与文化程度的关系上来看，技术的形成需要相对较长时间的培养；从人才成长的角度而言，对以实践操作为特征的技术人员的培养应当具有连续性。除此之外，“技能高考”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早在2011年，湖北省教育厅决定建立以技能操作考试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制度，“这些学生就业的签约率高、专业符合度好、岗位技能性强，受雇主的普遍欢迎”。［15］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升入高等职业院校，如最早进行试点的院校——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有学者曾经对“技能高考”的招生对象产生质疑，认为高职招生的生源类型存在限制，［16］随着中职的升学限制的全面取消，生源类型限制说不攻自破。
其次是职业适应性考试——高考招生。职业适应性考试——高考是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一种招生方式，既通过职业适应性考试了解普通高中生的技能倾向，又通过高考等形式的统一考试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针对普通高中毕业生，高职院校在高考之前提前可组织职业适应性测试，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录取依据，同时参考学生的文化成绩（可以是高考或其他统一组织的文化考试成绩），并录取满足条件的相应人员。但由于缺乏训练，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技能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在这类生源专业的选择过程中，应尽量使其选择对技能基础要求相当的专业，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规避劣势。这种招生方式能够帮助高职实现因材施教，是实现教育分流、普职融通的方式之一。
最后是推荐——测试制。推荐——测试制主要面向社会人员，如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这种招生方式分为学校培养与学校培训两种形式。第一，学校培养。这部分适龄群体可以通过自我推荐或是在某行业有一定发言权的权威人士进行推荐，经有关部门审核，审核通过的人员可以在固定时间参加有一定资质的职业院校自行组织的测试，并适当根据一定标准进行文化程度的测试，以便于了校方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便于有针对性的培养。第二，学校培训。对有一定技能基础或超龄的人员应当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培训的方式使其进行技能深造或是掌握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可免于文化素质的测试，使其尽快实现自身价值。
随着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逐渐提高，提升技术技能人员的培养质量成为当前最为迫切的要求。在百万扩招的背景之下，高职招生的数量将持续增长，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源数量也将会持续增加，从长远来看，这种势头将会一直保持下去。未来的高职院校应当加强对中职毕业生的后续培养，在招生方面更需要加强对技术基础的测试，彻底改变以普通高中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的现象，同时也要兼顾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培养以及社会人员的培训以优化职业教育的生源结构。
四、高职招生制度的外部支持：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机制
要想保证扩招的顺利进行，高等职业院校以及相关部门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首先，要建立以技能为基础的高职招生经费保障机制
多元化的招生方式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实，招生的重心已经大体呈现出由“文化”转向“技能”的趋向，但现阶段高职招生的经费保障机制仍不够完善。虽然部分省市已经探索了以“技能”为核心的高职新型招生形式，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经费的限制这种招生形式只能在少数院校以及少数专业中才能得以施行。以技能为基础的考试招生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更加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但其实施成本也相对较大。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教育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为高职院校的招生提供物质保障。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越性，共同分担招生成本，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共育。此外，由于群体的特殊性，部分社会群体可能会出现无力承受因求学而面临的生活压力，从而对求学产生抗拒的心理。对于这部分群体，相关部门可以为其提供贷款优惠政策，在短时间内缓解其生活压力，相关部门还可以对聘用这部分群体的企业采取相应的补贴优惠政策，增强该群体求学的吸引力。
(二)其次，要建立招收社会人员高职院校的资格审查机制
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根据高职院校的具体情况安排招生计划，制定招收社会人员的资格审查机制。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目前共有高职院校1418所，有学者据此推算“每校多招705人才能完成扩招任务”［17］，但高职扩招并非仅是数字上的推敲。由于高职院校之间的资源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将扩招简化为数字的推演是不切实际的。要想实现“有质量的扩招”，［18］需要根据不同院校的办学水平制定适当的招生计划，如示范性高职院校与即将建设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应当承担更多的扩招责任。满足什么标准才能使社会人员进入高职院校培养或培训，如何保证社会人员进入高职学习真正能学有所得，是事关高职全局发展需要考虑到的问题。这种标准并非以往的招生资质，由于我国高职的生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探索招收社会人员的资质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师资条件、实训基地条件、校企合作的成熟程度等等。在满足招生条件的同时，高职院校应当对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实行单招单列，加强应届、往届具有中等教育学历毕业生职业技能方面的测试，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特征。实现因材而招、因材施教，真正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三)最后，应制定适合技能型生源的人才培养机制
建立从入学到就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最终体现。要加强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职业导向建设，缓解或彻底改变以往普通高中毕业生多是被动地选择职业教育，缺乏相应的技能训练，导致其对职业技能的兴趣淡薄的现状。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在特定时间与普通高中进行双向交流，使更多的普通高中生在入学之前就对专业方向感兴趣，减少对教学资源的浪费。随着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水平显得尤为关键。在技能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之下，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院校应当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做好中高职的衔接工作，为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深造做好必要准备。高职院校应当充分了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学业水平，把握其“最近发展区”，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原文刊载于《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