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具有高质量、特色化、发展性等关键特征，质量文化的培育与生成对其具有核心战略意义。我国高职学校已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质量文化，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现实局限。在推进高水平建设过程中，高职学校需要继承发扬良好的质量文化传统，优化培育与生成策略：理实研究一体，系统规划校本质量文化；价值向度交融，凸显质量文化人本理念；技术文化并济，侧重挖掘隐性心理要素；行动逻辑耦合，持续推进内部质量诊改。
关键词
质量文化；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核心路径；优化策略
2019年12月，教育部正式公布197家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名单。这是国家层面新一轮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重大行动，将对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的历史和战略意义。在“双高计划”酝酿制订以来，专家学者对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做了诸多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在政策、理念、机制、平台、队伍和保障等方面，鲜有涉及文化，尤其是质量文化培育方面的研究。在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当下，质量毋庸置疑是其“生命线”，文化则堪称贯穿生命线的“灵魂”和“血脉”，质量文化培育亟需给予更多关注和实践。
一、质量文化内涵及其与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的内在关系
（一）质量文化的内涵
质量文化概念缘于企业质量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由现代质量管理领军人物、美国学者约瑟夫·M·朱兰提出。“质量文化是人们与质量有关的习惯、信念和行为模式，是一种思维的背景”。之后，人们对质量文化的定义和内涵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质量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文化概念本身的多义性，进而导致质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迄今学界尚未形成质量文化的统一定义。20世纪初，欧洲大学联合会发起了“大学质量文化工程”，质量文化成为大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成为学校质量研究的重要范畴。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从21世纪初开始对高校质量文化内涵做了开拓性研究与本土化探索，主要形成五方面观点。①要素观。倾向于状态描述，如“三要素说”提出质量物质文化、质量制度文化、质量精神文化三要素，“四要素说”则增加了“质量行为文化”。②结构观。从层次视角剖析高校质量文化结构，如“三层次论”提出包含外中内三层的同心圆，外层是硬件物质文化，中间层是质量保障制度文化，内层则为质量管理精神文化。③形态观。既将之看作行为方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看作精神文化、发展理念和团队意识，或者将之分为内隐（观念或心理）和外显（物质、制度和行为）两种形态。④功能观。认为其具有凝聚、约束、激励、辐射等作用，会促使高校形成特色办学理念，提升办学品质。⑤人才观。认为高校质量文化核心在于人才培养质量，应当“以学生为中心”。
综合高校质量文化内涵研究成果，基于高职学校办学职能定位，笔者将高职学校质量文化界定为：高职学校在长期办学历程中自觉形成的，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教育教学过程为主线，具有校本特色的质量意识、理念、方针、价值观、制度、形象、程序、环境等物化的、精神的、行为的诸要素的总和。
（二）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的特征
关于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内涵和外延，理论解读已有不少，最终聚焦于“高质量”“特色化”“发展性”等关键特征。①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讨论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路径，大都从办学基本条件、专业内涵、师资队伍、校园文化、社会服务、内部治理等方面，但最终落于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办学职能。②实现“特色化”办学。特色是突出的优势，是鲜明的风格，也是独有的个性，还涉及全局优化和核心竞争力。特色与高质量发展相互依存，高职学校要处理好“高水平”与“特色化”的关系，使二者之间保持必要张力。③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性”。高水平高职学校的评价标准是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因宜适变、不断提升的，一个时期的高水平标准必将要被下一时期内涵更丰富的高水平标准所超越。高职学校需要深刻理解高水平建设内涵，动态优化高水平目标，探索实践发展路径，凝心聚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性”。
（三）质量文化培育与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的内在关系
在高水平建设语境下，培育与生成质量文化，对高职学校具有核心战略意义。
1. 质量文化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条件。“文化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化的各个层面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或自觉地引导着人的各种生存方式。”质量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形的强大的文化力，可以形成聚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根本、最深沉、最有力、最持久的方式。
2. 质量文化是“特色化”办学的核心要义。办学“特色化”是一个多维度概念，高职学校要遵循高职教育发展、办学治校和人才培养的逻辑与规律，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彰显办学理念特色、目标定位特色、人才培养特色、师资队伍特色、社会服务特色以及治理体系特色，等等。质量文化特色是高职学校特色概念群中的核心要义与“灵魂”元素。
3. 质量文化培育本身是凝心聚力谋求“发展性”的重要内容。高职学校要创新治理理念、体制和方式，凝聚共同的质量文化意识，促使内外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有机融合，从根本上为提高质量提供内生动力。发展性是质量改进与提高、质量文化凝练与生成的价值意义所在，既是质量目标更是质量过程。质量文化培育是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实践审思
质量文化和质量治理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是共生关系。质量文化生成于质量治理，是质量治理追求的目标；质量文化又是推动学校有效改进与实施质量治理的手段。从我国教育治理逻辑看，“文件治理”和“项目治理”是重要的路径依赖。笔者曾收集分析了教育部近20年来颁布的有关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11份重要文件，并以Z省15家“双高计划”入选学校为对象，对这些学校申报建设方案中“建设基础”“建设目标”两部分文本以及从这些学校中选取的21名校领导、中层干部和专业教师的访谈记录，进行了开放式、主轴、选择性三层编码分析。研究发现，自20世纪末高职教育规模扩张以来，教育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政府和高职学校推进实施质量治理，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质量文化，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局限之处。
（一）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的基本经验
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推进学校建设发展的语境下，高职学校不断推进质量治理，培育质量文化。
1. 明确办学目标与定位，构筑质量文化培育的深层根基。社会功能决定了高职教育是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需要，这就导致高职学校往往从区域性、产业性和职业性出发，明确办学目标和定位。从建设方案看，“双高计划”入选学校都着眼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提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凸显很强的质量意识；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一带一路”建设、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等国家重大战略，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和支撑引领作用有深层次的思考。在办学目标与定位上践行“以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育时代有用人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德技并修、工学结合”“人人成才、人人出彩”等理念，构筑了质量文化培育的深层根基和内在追求。
2. 聚焦教育教学改革，搭建质量文化培育的基本载体。教育教学改革是高职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核心，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分析建设方案时发现，各学校六成以上篇幅都在描述教育教学改革的举措和成效，这些举措和成效构筑了高职学校推进高水平建设的良好基础，搭建了质量文化培育的基本载体。
3.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完善质量文化培育的外在表征。质量文化是以质量为核心的要素综合体，包括硬件和软件。高职学校努力建设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技术领先的高水平实训基地、信息化智慧型教学环境、专业教学资源库、标准和现代治理体系等软硬要素，不断完善质量文化的外在表征。此外，高职学校在教育部政策文件要求下，陆续开展了质量规划、质量评估、数据采集、教学督导、业绩考核、标准研制、质量年报、质量诊断等质量保障工作，表征着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的意识与行为。
（二）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的现实局限
宏观上看，质量文化培育主要依托两条路径，一条是“质量问责”逻辑下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另一条是“质量改进”逻辑下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构建。我国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主要受“外部质量问责”逻辑主导。
1. 价值导向偏重“绩效本位”。高职教育兼具社会发展功能和人的发展功能，但现实中，社会功能往往是显性的，而个体功能是隐性的。虽然各校建设方案中，人才培养理念都突出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人的全面发展”，但现实中，受“问责制”逻辑主导，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等同于“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一般以适应社会现实需要为质量评判标准，属于“规定性”或“外适性”质量观，进而导致学校质量文化培育实践倾向于“绩效本位”。
2. 培育手段倚重技术化。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大都采取“自上而下”模式，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负责质量战略规划、实施与推进，师生员工则是执行和服从。学校期望用程序“控制”“生成”或“保证”质量，以构建日益系统和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为主要途径推进质量治理。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基本限定在行政范畴,侧重于制度、程序、方法与工具，习惯使用标准、规范、评估、监控、奖惩等技术手段，而在质量愿景、质量方针、质量理念等文化层面并未真正触及，师生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并没有全部激发。
3. 效果呈现侧重显性要素。分析建设方案和访谈记录可见，高职学校对质量文化的理论研究不足，且少有制订专门的质量文化培育的规划或方案，质量文化培育缺乏系统性、全面性、长远性。由于文化培育与建设很难量化与考核，高职学校往往不能全面推进质量文化的基本要素与内容建设，仅仅注重教学硬件等显性形象，对质量观念、制度与行为规范等隐性构成要素的挖掘与内涵培育力度不足。
三、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中质量文化培育的优化策略
在质量研究中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美国质量学会曾提出质量文化指数概念，建构了质量文化成熟度评价框架，将质量文化分为检验级、保证级、预防级和完美级，标志着质量文化由低到高的成熟度，推动了质量管理研究范式革新。高校质量文化培育策略，已有研究大致分成两类：一是对应质量文化内涵，即分别针对质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提出措施；二是对应质量文化生成过程，如提出增强意识、确立目标、营造氛围、健全制度等措施。笔者认为，在高职学校高水平建设语境下，高职学校亟需更加重视质量文化培育，继承良好的质量文化传统与培育经验，突破实践探索中的局限与偏差，优化质量文化培育与塑造路径，提高质量文化成熟度。
1. 理实研究一体，系统规划校本质量文化。不同学校应该有着不尽相同的办学目标与定位以及质量文化培育方向，最终形成不同的质量文化。而受传统教育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影响，高职学校一定程度上出现办学同质化，质量文化特色缺失。因此，加强质量文化构建的校本理论研究和实践极其重要。通过理论研究，提高全体师生对质量文化内涵和特色的理解，广泛凝聚共识；用理论指导校本实践。质量文化研究要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研究、课程改革以及教师发展联系在一起，引导师生积极追求卓越，成为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核心内驱力。质量管理部门要完善质量组织职能，编制校本质量文化规划，增强质量文化培育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以制度和人力保障质量文化培育的可持续性。
2. 价值向度交融，凸显质量文化人本理念。学校质量文化是以学生为核心的多重文化作用下的动态结构，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是质量文化培育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高水平建设时代，高职学校质量建设尤其需要正确的价值引领。从本质上讲，“双高计划”是内含价值观的。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教育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将人的生涯发展与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有机统一”，都说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职学校在办学中要全面体现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的交融，“绩效本位”和“学生本位”的交融，在交汇融合中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质量治理回归人文理性。全面改进教育服务质量，以素质、知识、能力全面提升作为衡量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3. 技术文化并济，侧重挖掘隐性心理要素。质量文化的生成涉及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层面，相对而言难以驾驭。程序化和技术化是现代质量治理的优势所在，但是过于倚重技术，势必引起原本人与人之间感性的实践活动完全被工具理性取代，人的活动本质异化。要促进技术与文化两条路径相得益彰，更加关注和强调个体和团体在质量追求中体现出的信念、态度、情感和能力等文化心理隐性要素，从心理层面实现个人质量承诺与集体质量价值观，以平等性和参与性为导向培育和生成质量文化。
4. 行动逻辑耦合，持续推进内部质量诊改。“质量文化”是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责任。高职学校不仅要树立共享的质量目标愿景，更要注重的是建立问题发现和质量改进机制。通过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持续的诊改机制培育与生成稳定和有特色的校本质量文化。从政策文件看，教育部近年来启动了高职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推动“外部质量问责”和“内生质量改进”两种逻辑下的政策行动在高职学校实施。但检视现实，我国高职学校质量文化培育实践主要受“质量问责”逻辑主导，“质量改进”逻辑遵循不足，各学校内部质量诊改刚刚起步，部分政策要求还未落地实施，因此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探索推进。只有“质量问责”和“质量改进”两种行动逻辑耦合互动，高职学校内外部质量保障的“拼图版块”才能应势而生，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方位育人，特色鲜明的质量文化才能逐渐生成。
质量文化具有很强的整合性和凝聚力，是高职学校质量提升的强劲引擎。虽然培育与生成质量文化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但是随着持续培育与不断成熟，高职学校一定能将卓越价值理念和质量精神渗透到学校组织的所有层面，整合、优化和提升高水平建设中的目标、过程、制度、物质等各个维度和层面的质量，彰显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特色办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魅力”，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作者，周应中，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07；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53）
（摘编自2020年2月26日《中国高教研究》 ）
